作为与中国同列于四大文明古国的印度，几千年来常常是散乱的。与中国自古以来只要有人在乱世自蓬蒿间拔剑而起，没有不想一统九州的局面不同，印度人似乎并没有这种“统一”的愿望。印度曾出现的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孔雀王朝，奠基人是旃陀罗笈多。当他把一个大帝国建立好之后，却撇下国家与尊位，退位修行。有人以为他尊重生命多与尊重国家，然而他在修行多年之后，认定修行完满，不应留在人世。他同样不是说笑，很快因绝食而死。

印度文明的确是独特的，对于死的理解尤其如此，雪莱说：“同人生相比，帝国兴衰，王朝更迭，何足挂齿!”我们只有一个人生，比起永恒的时间，彭祖与殇子同寿。由此可引出两个结论：人生的幻灭与人生的无价。前者使人坠入虚幻的境界，无所谓生，无所谓死。将人生投入消极的情感，对此最为赞赏的当属佛教。佛教将人生归结为“空”，要求信徒们由人生的短促，看破人生的空幻，从而自觉地放弃人生。印度自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无忧王对佛法的广泛传播之后，似乎一直信奉人生轮回，人只是循环中的一个环节。他们以这样一种超然的态度对待死亡，像他们曾经的君主一样，对自我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沉着，对外部世界怀有一种无边的悲悯。

然而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后一种结论。这唯一的人生是我们全部的所有，失去它我们便失去一切，我们岂能不爱它，不执着于它呢？从古至今，没有多少人能够坦然地接受死亡的合理性。那位旃陀罗笈多也许是个例外。哲学家们对于死的讨论只是在无法推翻死的必然性又不愿接受它的合理性的基础上，寻找的一种面对死亡更优雅的姿态。

自我意识强烈的人，本能地把世界当作体现他自我价值的附庸，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他的自我有一天会消亡，而作为自我价值的附庸的世界将永恒存在。我们也无法接受赴死是众人的事的安慰。周国平说：“死本质上是孤单的。”我们行走于世间，与他人共享人生的繁华，死却将我们和世界、他人绝对分开了；死总是自己的事，世界上有多少个独立的灵魂，就会有多少个独一无二的死，不存在一趟搭载一切人的死亡之列车。三毛说过：“有谁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孤独地生，不是孤独地死？有谁？请你告诉我。”在她眼里，毌论死，纵使是生，也只是一个人孤独地踏过人生的坎坷悲欣。

纵然终有一死，生之长短对于宇宙来说毫无分别，然而对于个人却依然有着种种不甘与留恋。人生中一切美好和欢乐的东西因为短暂更显得珍贵，一切痛苦和严肃的情感因为消亡才更见真诚。如此看来，最终剥夺了一切生之意义的死，一度是它赋予了生以意义。是死亡赋予了生之无价。

终究是无法坦然地接受死亡。即使是他人的死亡也会引来我们的一声叹息与伤感。就像多少年后仍有人哀惜莫扎特的早逝。有人说，人生如果赏过一回痛快淋漓的风景，写过一篇杜鹃啼血的文章，与一个赏心悦目的人错肩，也就够了。一直羡慕于旃陀罗笈多的死，一个人在完成了其自我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后，抛却了对生的依恋，洒然走向死亡，欣然地归于寂静。我所祈望的死，即是在所有愿望都达成后无憾的死，它只对于我个人有意义。

然而一切看起来过于理想化。 我们不妨眷恋生命，执着人生，但同时也要像蒙田说的那样，随时准备收拾行装，与人生告别。入世再深，也不忘记它的限度。这样一种执着的悲观作为底色，就不会走向贪婪。有悲观作为背景的执着，实际上是一种超脱。正如蒲松龄在《叶生》里这样结尾，人生世上，只须合眼放步，以听造物之低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