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全书，最为深切之感便是一个“情”字，这个情并不特指友情亲情爱情，而是情味儿，一个生动豁达，时而勃然大怒，时而寄情山水，不会过分在意外界的唯心主义诗人，显然，苏老不是一位政客。

如若是早年，便使人联想他意气风发之情，常和朋友饮酒对诗，即便是有韵角的限制，浑然天成的一两句妙语也是信手拈来，这种可视为极高的文学天赋加上真性情，便有了如此精致的一笔。可正是这种天真烂漫，便有了初生牛犊不怕虎之意，为日后在京为政，直言上书反对新政，言辞慷慨奠定了基础，这不得不使人想起他的弟弟子由，子由生来的气质是恬静冷淡，稳健实际，他不够才气焕发也不够名气非凡，与其兄长之脾气也是差距甚大，所以他时常会提醒自己的兄长，生怕他言辞过激，招致祸害，由此可见，如此之意气是把双刃剑，即鼓舞着东坡的文学造诣，又压抑着他的政治前景，可试想少了此分随心，随性，那也不免成为如子由一般冷静，官位更高的明哲保身聪明人，可是少了些突出，少了那闪光的文才，对于历史的损失反而更大，因为世间从不缺少观众，需要的是一个精彩的表演家，那么子由正充当着那个观众，其兄长无疑成了焦点。

既然如此，这兄弟二人如此相差之性格缔造了另一种情，可算手足之情。也许正是因为子由的沉着冷静让身为弟弟的他显得更为成熟与理性，二人相处之时，东坡对弟弟不仅是益友，而且是良师，有诗为证“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在政治场上，身为弟弟的子由也不望对兄长多为关照，正是这种互为关心，互相尊重使二人始终关系和睦，而二人之所以亲密无间的根本源由，在我看来是相似的政治立场及价值观念，同样反对新政因为百姓劳苦，同样不争逐名利，虽然在立场的表达方式不同，但相同的目的与出发点，让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地相互倾吐。即便是在日后迫害之时，也同被流放，即便为官之地相距甚远，也尽量求得相聚，即便在《水调歌头》如此名篇之前，也有“兼怀子由”之字样，手足之情，可见一斑。

往后，使至兄弟二人思念之情更为真切，便是两地相聚，而导致兄弟之情的原因还是为民之情，在王安石推新政之时，青苗贷款压制百姓，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苏轼见如此之状，两次给皇帝上奏，他告诉皇上，因人己在反对君王，万不可凭权力压制人民，更是将矛头直指青苗法案“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以其压榨人民，他始终坚信，专断的威权无法压制百姓，于是才有“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上对”如此之举，意气之情为基础，为民之情乃为根本，王安石可将御史台清除干净，何况是一个苏轼，身为反对党的苏轼理所当然被贬出京，可为民之情尚未了结。贬于杭州，黄州，筑坝抗洪，修筑黄楼，曾为筑坝几十日而未归家，大水终得治。即便是当年王安石也得望而兴叹的洪涝，居然被他所打击之人给打退了。

然最让人敬佩的，便是豁达之情，常年为官在外，不被提拔，无力过问朝野，所以才会有“独鹤不须惊夜且，群乌未可辨雌雄”“相夸绶若若，犹涌麦青青”。如此在当时朝廷看来如此大逆不道之言，才会有后来震动一方的乌台诗岸，想必已被引用多次，在此不缀述，只提些细节，当苏轼囚于牢中时，夜晚依旧安然入睡，酣声如雷，似在家中。乌台诗案，即为诗之案，诗便成了首要审判对象，而苏轼饱览诗书，典故自然多不胜数，审判之人必要了解诗之内涵才能定罪，而苏轼显然还很乐于向判者讲述自己诗的内涵，表达意见，全无审判之感，而且，在他出狱后，更是写下了，“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如此大不敬之诗，写罢自己还大笑改不了旧毛病，显然，他不畏权势也乐于畅所欲言，也无所谓贬滴，即便脱下士大夫之长衫代之农夫之短衣，也取一东坡居士之雅号，怪不得会信仰佛教，醉心道教，整一飘然世外之人。

东坡之情绝非仅仅以上几点，从头至脚，由内而外，血肉之感颇为强烈，逆历史之河，永会见一爽朗之人立于其中，俯视苍生，因为，其心已解脱，而不仅仅以文学之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