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中国古代不同的文人因为价值观的不同，他们的生命轨迹也截然不同，当然对于官场的态度也大抵泾渭分明。我总觉得看一个古人的生命历程，可以用“温度”二字进行概括。就比如李白，这个外形并不高大威猛的男人，却总留给人活力喷射的印象，因此他的温度应是炽热无比的。而在中国古代，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无穷可能，自然这样的生命的温度仅用词语是很难把握的，只好慢慢道来。

早期的苏东坡是火热的，可能会有人觉得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在官场中不懂得圆滑处世，和他的弟弟子由来比，东坡显然是少了些成稳。可我却以为年轻时期有些“轻狂”也并不是坏事，毕竟无论在哪个时代，敢于善恶分明、讲出事实的人于国于社会都是有好处的，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中应该也有这层意思，如果年纪轻轻就如同在宦海沉浮多年的官员一样对什么事情都畏首畏尾，这样的政府想必乌烟瘴气，一点光亮都看不见。再者，苏东坡是弱冠之年就考上第二的，这样的天才有本事在考场中杜撰圣君尧帝的典故，并有称“想当然尔！”的豪气，自然也充分具有了发光发热的资本。所以，这时东坡和凤翔太守陈希亮闹别扭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既然东坡是伟人就不应该一直停留在这火热的年轻时代，慢慢的他也会转向一个有博大襟怀的人，进入温热阶段。这样的一切应该感激于磨难：刚考上进士，便须丁母忧；贤惠的王弗二十七岁便去世了；这时候的苏轼想必悲痛又彷徨，对于命运之神的安排一片茫然，也叹息过生无限，死无常，因而怀着无可奈何的情绪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样的诗句。白岩松曾经这样说过：“一个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刻——一个人的战场，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一点，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单枪匹马。”我想即使是伟人成长的历程也应当是递进的，因为成长的过程本就是慢的，我们只能耐着性子慢慢地悟，慢慢地懂，尽管这样的路并不好走，但人生充实的滋味尽在其中。人是如此，社会亦是如此，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也来源于他懂得缓慢之道，社会意义的产生必定是缓慢的，风俗与道德的形成更是来之不易，这一切过程都无法跳过，犹如过分依赖激素的果子不甜一样，这样的意义之网若是被无形的手粗暴扯烂，人就会变成拔掉了触须的虫子，到处乱窜。然而这张网的变化波及社会的各处，生活的韵味全在其中，要想改变，得慢慢地织网。正如散文家周涛所言：“社会总会自然而然的发展，用不着过于激进。”或许正是对于慢的了解和生活的历练使得后来的苏轼真正成为了一个对人包容，宽厚的人。

至于后来被流放到黄州的苏东坡只可以用“温”字来形容了，为人，为官，为艺术，东坡皆随意，这随意却始终伴随着逆境中的修炼。就如同李白永远也学不会杜甫的沉郁顿挫。这时候的东坡让通身的感觉朝着自然与人事细腻地展开，成为了我们真正敬仰的全景式的生活大师，现代的我们要学的太多，包括改掉那些单调，贫乏，浮躁和狂妄。人间万事，没有什么比得上生活，闲而自适才是最高进阶。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苏东坡才能将历史感通向人生的深处，写出前后《赤壁赋》的佳作，如此温润的苏东坡似乎有了老庄的情怀。

苏东坡在一次次的挫折中，达到了人生温度的理想值——给人以温暖的感觉，这如冬天的太阳，看着明亮却并不刺眼，但只要望着便给人明亮亮，暖洋洋的舒适感，这一切都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