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人乃欲镂虚空
才挥霍去了“春眠不觉晓”的时光，正欲作“春半如秋”的慨叹，却发觉连送春的意境也不见了。且不论春光春色究竟美好在哪里，只是因为时常想起春服既成的曾子皙或者暮春之初的王右军，便觉得虚掷这段光阴简直是暴殄天物。
其实春游的意图常有，可一旦细细盘算起来，竟不能从无锡城里找出中意的景点。年复一年的花卉展总嫌俗气；新辟的些个公园似乎缺乏文化底蕴；太湖边的格局或许已和市民广场无异；寄畅园是好地方，又恐怕游人太多而失了韵味；就连当初爬山的路线都因为市政工程而前途未卜了。
如此联想下去，可以感慨城市生活的空虚，进而批判消费社会的物质繁荣，最终定能再一次认识到时下社会的浮躁，给出一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的评语，从而似乎又站到了可以俯瞰众生的高度。
能有机会作这般思考的人一定不在少数，我们因此自信于能够以清醒的姿态考察这个时代，大概忧心忡忡的人注定与浮躁无缘，我们至少不失为引而不发的君子。
趋炎附势古来有之。然而，高位厚禄对于封建时代的底层人民过于虚幻，这恰恰取消了他们浮躁的动机。真正有机会浮躁的只是衣食无忧的公卿与士大夫，他们之中确实也不乏浮躁之人。陶渊明描绘了一个桃花源，后世赋予了它精神圣地的地位。大概世人其实不大羡慕桃园中的黄发垂髫，他们为避秦而去，闲适的生活与超逸的品格无关；世人更青睐胸中自有桃花源的陶渊明，批判“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浮躁”，他可算是先驱。
然而，“人但知满口公卿之人俗，而不知满口不趋公卿之人更俗”（《随园诗话》）。曩时，底层人民中“满口公卿之人”是少数，“满口不趋公卿之人”更少。时过境迁，“满口公卿之人”确乎多了，有闲情雅致来“满口不趋公卿之人”也如雨后春笋。
如果社会确实浮躁，那么，关于浮躁的批判甚嚣尘上本身也是将是浮躁的佐证。且不论所谓“浮躁”是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不论当代社会究竟多么依赖人们的“奔走钻营”，就凭我们那些忧心忡忡的泛滥，我们便无非是自命清高以赚取廉价优越感的俗人。
人心追求的究竟是金碧辉煌里的歌舞升平，还是孤馆寒窗里的清茶淡酒？既然我们已经在这个问题上迟疑了很久，这本身或许就是答案所在。或者，歌舞升平之后所谓返朴归真时的优越心理，便是人心深处最真实的表露。
至此，一些令人忧心忡忡的纠缠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
可我却想起
看来先前的议论没有丝毫高明之处。
于是，我希望退一步能够海阔天空。
如果我们既不缺少子路、冉有和公西华，也不缺少曾皙，那我们一定缺少能淡定地注视着我们“各言其志”的孔子。
二
闲来重读郁达夫的几篇游记，尤其喜欢《钓台的春昼》。夜渡、山行、瞰江、泛舟、访祠、醉酒，移步换景，渐入佳境。兴之所至，却依旧造语平淡，待到题诗完毕，似游兴阑珊却心绪难平，终于在船家催促声中黯然完篇。自始至终，有“足以代表东方民族性的颓废荒凉的美”贯穿始终，回旋曲折处，自出机杼，堪媲美朱自清之《荷塘月色》。
掩卷之后，那一联“曾因醉酒鞭名马，生怕多情累美人”言犹在耳。比之于郁达夫的旧诗，它的游记散文更多一份含蓄，而更见深沉了。融山水名胜之意蕴与家国身世之感慨于一炉，却不兴议论，以冲淡平和的形象示人，却又暗示出内心许多涌动的思潮。烟凝雨泣中，他并没有忘记天下，而正是那惨雾愁云中的光彩。他有所引而不发，或许是因为犹有未竟的深思，也或许是因为有难于言表的悲悯，如此既是对山水之美与文化之美的珍重，也悄然实现着阅历与学识的积淀和升华。“一切景语皆情语”，此言不虚。然而具有这般博大情怀的景语，古往今来得有几何？
曾几何时，阅读以《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文化历史散文让我感到万分欣喜。那些精致的感伤情绪与热烈的人文关怀在一个冷静凝重的灵魂中达到圆融，含蓄之处稳练而古雅，张扬之处纵肆而豪健。彼时在我眼中，深宏隽秀的传统文化大有凤凰涅磐之势。
然而，如今我转而对《钓台的春昼》倾注溢美之词，或许就是某种审美疲劳使然。
文化散文确乎并未完成重构精神家园的任务。越来越多的作者以罗列虚浮空泛的史实来回避现实的追问，或以抒写大而无当的慨叹来寻求自我的陶醉——文化散文的创作也有了模式可循。于是在一个似乎越来越庞大的作家群中，我看不到个体的锋芒。本意是为了冲出消费社会的精神空虚，却仍旧陷于后现代主义的桎梏，这似乎是一个讽刺。
郁达夫曾说：“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与其说他是对散文这一文体寄予厚望，毋宁说他是在强调个性之重要。
回顾往昔，梁启超曾被诟为“善变”，钱锺书曾被贬低成一个一味积累堆砌材料的“匠”，但世人终于没有抹煞他们的个性，菲薄他们的价值。
也许人们确实不可能也不愿意轻易地构建起新的精神家园，正如人们越来越难以凭借一两场论战来看清前进的方向。激浊扬清之困难不言而喻，而以恃清傲浊来自欺欺人，只会适得其反。我们终将会给予坦承精神空虚与精神沦丧的诚恳以积极的评价，正如我们能够欣赏郁达夫的自我剖析那样。
我不希望看到文化散文的日渐式微，更不希望看到即景抒情时灵魂的缺席。
三
尼采说：上帝死了。福柯说：人类死了。德里达说：他们在死后还活着。
他们貌似争执，却强调着不同的内容，后人借助前人的语势描述自己的世界。借助于概念的一一消解，我们一遍遍审视自己所处的世界，然后给出新的概念。
梭罗在19世纪写了《瓦尔登湖》，至今，我们仍能从他的文字中发现美，还能隐约从他的思想中获得指导。无疑，对于那个普遍存在的矛盾他或有比今人更深入的思索。但他毕竟只是用超验的方式给出他自己的答案，他对面的人又同样用超验的方式给出迥异的答案。美国人作出的选择是复杂的，或者那不能称之为选择，如今事实仍无法给出判定，更无法结束问题的存在。这恐怕难以为当今的中国提供参考，而无从参考又未尝不是一种启示。
我相信，前文所谓“人心追求的究竟是金碧辉煌里的歌舞升平，还是孤馆寒窗里的清茶淡酒”，一定不是那个矛盾的真实形态。我们希望能够用言语描述那个矛盾，但这很可能已为德里达所否定。
依赖于简单的归结，我们对于矛盾的解决依旧心存幻想。或许寻求一个令自我满意的立场对于个体尤为重要，我们借此平复了陷入困惑时的伤痛。因而，在去伪存真与避实就虚之间很难划界。
于是，或许名公巨卿与迁客骚人可以平分秋色，醉心功名与萧然世外可以等量齐观。
这是痛快的皮里阳秋，又是老实的言不由衷；这是“流行是流行的式样与回忆之间的微妙的妥协”，又是“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这是再熟悉不过的套路。人们总能有目的地为否定找到依据，这成就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而我仍希望个体的历史能用更温和的手法来书写，希望我们可以有目的地拒绝为否定寻找依据。
苏格拉底说：“我除了知道我的无知这个事实外一无所知。”罗素则进一步指出：“我们如果竟忘记了我们所不能知道的是何等之多，那么我们就会对许多极重要的事物变得麻木不仁。”但愿将来在认清生活的本来面目时，我能够不再气恼。这绝非麻木不仁，反是至善至仁。
海明威说，“这个世界很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奋斗”，我同意后半句。
钱锺书说，“矛盾是智慧的代价，是人生对人生观开的玩笑”，我也同意后半句。
四
至于马克思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只同意前半句。改变世界可能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但未必是人心的初衷。
即便人类已经无法停止改变世界，我希望还有“或出或处，或默或语”的君子之道。
灯阑人静，被时钟毫无表情地审视着，它似乎就是《围城》里那总是落后于时间的老式座钟——“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山木自寇，膏火自煎。
推窗而望，我希望以坦率的即景抒情来收梢。
晚风疏可走马。
夜幕密不透风。
